“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正体字的产生、发展与王权政治不无关联。正体汉字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逐渐促成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大一统。工稳、规范的正体是对正式场合中权威性、秩序感、仪式化的表达。与日常生活中随意的书写有所不同，汉字字体的选择要符合礼仪的规约。钟鼎器物、碑碣题铭要选择当时的正体字以示郑重。受“以古为尊”的风气影响，铸刻用字也有选择前代正体字的，如唐欧阳询所书《房彦谦碑》，并未选择当时的正体字楷书，而选择了八分。再如，碑额所用字体除选用当时的正体字之外，更多选用小篆。与正体不同，草体通常运用于非正式场合，如草稿、书信、便条、药方等日常书写，字体不拘，行书、草书等活泼自由的字体皆可选用。

字体更迭与通变达权

汉字字体的更迭体现了中国古人适应客观世界的变通能力：顺应人的主观需求、右手执笔的生理习惯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这是汉字之所以能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影响汉字形体演变的因素比较复杂，追求书写便利始终是重要的推动力。每个时代的草体由于更加符合简便快速的诉求，往往成了汉字形体演变史上的突破力量。郭绍虞指出，草体基于其动而易变的性质成为字体演变的关键，草体刺激并促进了正体由形体繁复、不便书写向形体简约、便于书写演进。

从已有出土文字材料来看，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而以小篆为正体的时候，民间流行的却是形体简便的隶书。所谓“隶书”就是“徒隶之书”，其地位明显不高，可以视为当时的“草体”。但到了汉代，隶书以其书写上的强大优势，逐渐形成左右开张的字体样貌，既实用又美观，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小篆，成为当时的正体。到王莽时期，有所谓“新莽六书”，其中虽有受尊重的“古文”“篆书”，但从地下出土的简牍材料看，大量字迹都是隶书及其草体。到东汉，绝大多数碑刻都是用隶书书丹，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顺应时势承认了隶书的正体地位。

汉字由古文字向今文字演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古文字不便于书写，甚至有一些笔画的行笔方向违背了右手执笔的生理特点。隶变之后，汉字的笔画形态及行笔方向明显更加适应右手执笔的书写生理基础。所以，王凤阳《汉字学》说：“追溯汉字字形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追溯用生理习惯改造当初的社会习惯的历史。”

汉字形体还随着载体的改变而演进。《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纸张出现之前，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汉字的书写必然限制在狭长的竹木简之中，这对汉字形体的影响可想而知。纸张通行之后，汉字形体也随之发生变化。相较竹木简而言，纸张幅面扩大，汉字书写在上下左右任何一个方向上不再受到拘束，这为“方块字”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可以说，纸张在汉字书写上的普遍应用是促进隶楷之变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纸张的应用还为草体字与字之间加强牵连提供了基础，从而与隶书阶段的草体在样貌上形成明显的差异。

字体演变与“爱美之心”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概括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具体到“形美”，启功说得更详细明了：“汉字形体，当然最初仅只是生活中使用的符号，用它的人又不断地在使用中把它美化。为了使用的方便，于是它又不断地被简化。奇妙的是，在简化过程中，即伴随着美化加工，并不是管美化的不管简化，管简化的不管美化。”可见，将字形处理得更加美观也是汉字形体简化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先贤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歇。审美意识深刻影响了汉字形体的样貌，甚至不惜损失一部分字的表意能力。黄侃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举例论说“笔势变易”时指出：“省形省声者，为变繁赜，若非求字体之茂美，自不得有此。”“省变无常，皆为悦目。”形声字的声符或义符被省略了一部分，自然不容易分辨出声符或义符是什么，会影响人们对其构意的理解，但这是先民为了字形悦目而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在汉字各种字体的更迭过程中，笔形、结字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相应调整，这种调整的结果往往会形成一种新的字体样式，古人对美的追求也潜移默化地熔铸其间。尽管不同字体都有各自独特的美感，但总的来看，汉字的形体演变乃是在美化理想的驱动下不断趋于规整的过程。尤其到今文字阶段，每个字符都被规整为扁方（八分）乃至方块（楷书）的形状，这是先民不断对汉字形体进行调整的结果。

注重字符的美观，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爱美心理，又是载道、传道的需要。这种对于美的追求，直接影响到汉字形体演变的每一个环节，并通过每个时期大量的汉字字形反映出来。书法艺术的产生便与这种对于美的不懈追求息息相关。

（作者：李洪智高淑燕，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